12月18日，海南正式封关，实行“开放一线、管控二线、解放海岛”的政策体系。封关行动启动后，海南自贸港将带来哪些重大变化？我们在金融、贸易等领域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？此外，海南封关行动这一历史性举措将向世界发出怎样的中国开放信号？新京报记者采访了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公共政策学院院长、前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郑永年。香港中文大学（深圳）公共政策学院院长、前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表示：“海南自贸港在某些微观环境下仍有很大改善空间。”新京报 贝壳金融：“推荐”“十五五”规划纲要中提出扩大高水平开放。在此背景下，海南自由贸易港在“十五五”期间将发挥什么作用？郑永年：开放的第一步是坚持多边主义，开放包容。虽然美国也追求多边主义，但这种多边主义往往是排他性的，无论在地缘政治还是对外贸易上都带有明显的排他性。我们提倡的开放是多边的、包容的，这在“一带一路”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得到充分体现。从“十四五”至今。这具有新时代的意义。这是因为，在发展初期，国家往往不具备自主推进改革开放的能力。只有发展到一定阶段，实施主动、自愿的开放战略的条件才成熟。我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我个人认为，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应该放在中国整体开放的理论框架内来考虑。在这三个层面的开放中，海南显然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起点和关键角色之一。事实上，海南自由贸易港从设计之初就定位为高水平开放平台。那么国家政策倡导的多边主义在海南自贸港上是如何体现的呢？为此，我们必须认真思考 ru 的相关性。推动海南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的文件和机制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自由港具有巨大的潜力，特别是在单边开放方面。我认为海南省需要通过开放实现两个“连接”。一是它与内地相连。目前，海南经济规模还较小，约占全国总量的1%。自贸港要真正振兴，必须融入更广阔的区域经济，特别是加强与珠三角（粤港澳大湾区）、长江三角洲的联系。二是与世界接轨。海南需要以更加开放的体系吸引全球资源流动。自由贸易港和全球贸易港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“交通疏散”。我们可以参考新加坡和香港的早期经验，这两个国家都是通过“t海南岛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特别是毗邻东南亚，在海空交通方面具有天然优势。同时，可以与欧洲等其他地区建立便捷的联系，但最便捷的是与东南亚。历史上，许多东南亚人民与海南有着深厚的渊源，为合作提供了人文和地理基础。而且，当前的国际形势也对海南有利。在大国美国等国家奉行经济民族主义、保护主义和闭关自守，中国主张开放，特别是单边开放，形成真正的战略反差，如果西方封闭，我们就必须坚决开放，打造更高水平的开放，所以我个人认为，海南省需要真正进行高水平的开放，不能停留在政策文本上。认为这是海南省对外开放的重要起点，期待其落地实施并取得实效。从理论和政治战略角度看，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，但要真正释放这些开放政策所蕴含的制度效益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新京报贝壳财经：封关行动启动后会给海南带来哪些重大变化？郑永年：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。我之前提到过，所谓自由贸易港，用互联网的话说，就是“排空流量”。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就想：马六甲的自然地理条件其实比新加坡好，为什么马六甲不能吸引全球的流量，而新加坡却可以吸引全球的流量呢？关键是营商环境。营商环境不好，流量就上不来。营商环境好的话，交通就会自然积累，就会形成良性循环。因此，我认为海南迈出的第一步非常重要，必须稳扎稳打、大胆迈出。我个人认为，需要采取更彻底的改革措施。尽管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已经明确了总体方向，但其实施仍存在不少困难和障碍。因此，我认为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宏观或中观层面上的讨论。海南省目前重在抓落实，落实的关键在微观层面。不仅是海南，中国所有实行开放政策的地方在很多微观方面都还需要改进。比如引进国外人力资源的问题：没有人力资源，我们怎么发展？海南省出台了允许境外大学办学的相关政策，但有多少所大学真正落实了呢？这说明微观层面的营商环境还不够完善，有必要弥补这些短板。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期待的阶段。事实上，海南需要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。过去曾提出建设“旅游岛”的“国际主义”，但效果并不理想，该岛有时被嘲笑为“东北人民的旅游岛”。随着海关业务关闭的临近，该行业仍然相对简单，主要依赖免税产品。但想一想。既然全世界都开放了经济，消费者可以去东京、首尔、香港、新加坡购物，为什么还要选择海南呢？这说明海南自贸港独特的微观环境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。如果海南岛本身没有足够的经济活动或“流量”，就必须想办法吸引来自海南岛的“流量”。国外及国内其他主要经济地区。而这最终把我们带到了核心问题：营商环境“封关的压力实际上是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”。封关会对数据、金融、贸易等带来挑战吗？郑永年：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挑战，而是一个重要的机遇。如果不关闭边境，风险就很难控制，这才是真正的挑战。关闭边界将为深化改革创造条件。中央下达给海南省的整个政策体系都是以封关行动为基础，确保整体风险可控。即使封关后海南岛出现问题，也不会立即影响其他地区。中央施压封关正是为了防范系统性风险。当然，对于海南省的地方政府来说，私营运营肯定会带来一些挑战，特别是在人才供应和治理经验方面。然而，我们发现中央派出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高管到海南岛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政策的生命力在于落实，落实的关键在于人民。从国家层面来看，封关行动将海南开放的风险降到了很低的水平。但对于海南本身来说，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机遇。新形势带来新要求。海南高管必须学会如何在新环境下推进制度改革，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。海南省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经济发展和宏观管理，而且是推进国家制度现代化的试验田和重要抓手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海南的深刻价值清关手续。 “海南勘探还面临着帽子工厂、小调整等缺点，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改变现状了。” 北京贝壳财经报：您如何理解您所说的根本性改革？郑永年：海南现在需要的是大刀阔斧的改革，而不是小打小闹。虽然这个问题在海南已经讨论了很多年，每年都会提到人才引进，但问题仍然存在。目前海南探索面临的很多弊端其实与中国大陆其他地区有相似之处，比如“帽子工厂”现象。海南实行封关作业，总体风险可控，有制度创新空间，是否真的能在某些领域与国际最高标准相媲美？举例来说，从教育的角度，我们可否效仿香港和新州的学校管理制度？gapore，而不是遵循大陆大学的传统模式？尽管“区域与国别研究”被列为顶级学科，但许多研究成果仍停留在抽象层面，与现实政策需求没有有效联系。有时我感到很焦虑，政治因素是否也反映出我们在制度联系和营商环境方面的不足？然而，目前缺乏真正具体、可操作的研究成果。新京报贝壳财经：海南封关行动对民众和企业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？郑永年：最后的重点是企业和人。其中，企业的作用尤为重要。中央授予的海南省享有一系列全国独有的优惠政策，从这个情况来看，如果这些政策真的用足了，海南岛完全有能力吸引大批游客。不少内地企业甚至外资企业落户。但问题始终是“落地”。在宏观和中观层面，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些政策所带来的巨大潜力和好处。然而，当你深入到微观层面时，情况就变得更加复杂。既得利益和现有的运作惯性将是改革的真正阻力。我们要鼓励新兴产业，建设自由贸易港，类似于香港、澳门曾经面临的情况，但我们如何调整现有的利润结构？即使改革从长远来看对每个人都有利，但仍然会有人不愿意离开眼前的舒适区并改变他们目前的生活方式。因此，我们认为目前最重要的进展是在微观层面。只有打通落实“最后一公里”，海南的政治优势才能转化为真正的发展动力。北京壳牌财经新闻社记者orter 胡萌 编辑 陈莉 编辑 刘宝庆